走进奥斯维辛纪念馆维辛的入口。铁丝网已经锈迹斑斑，那道门上方的标语是"劳动带来自由"是依然刺眼。这里曾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灭绝营地之一新闻，超过一百一十万人死于此地，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面对这样的历史，任何尝试去用标准化教案来承载的教学尝试，都显得轻飘而无力。记者乔治·奥威尔曾写道教案记忆境。"奥斯维辛没有新闻了。"这句话就是指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某些极端历史事件超出了常规语言的承载能力。当幸存者讲述他们如何冰天雪地里面目睹亲人被送入毒气室时，那些话语一般无法被完整理解。
教师们在课堂上尝试去传递证言了，历史常常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理解鸿沟。我曾在波兰克拉科夫参加过一场关于大屠杀教育的研讨会。
一位来自以色列的教师分享了她尝试用"奥斯维辛教案"上课的经历，却在课堂上被学生问住了，育困"老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让在场所有教育者沉默。
历史固然不会简单重复的，当我们把奥斯维辛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知识点"，一种可以被考试涵盖的"教学内容"时，我们是否已经错过了什么更本质的东西呢？奥斯维辛没有新闻教案，或许正是因为记忆的责任不能被简化为任何固定的教学框架。真正的教育，不在于让学生记住数字或日期，但在于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震颤是那种对人性深渊的敬畏，以及对"永不重演"这四个字背后分量的真切感知。这很难量化的，也无法标准化。这恰恰是历史教育最艰难也最必要的部分。
